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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存山:读经该不该读?如何读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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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9-25 19:21:0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关于读经问题,我想首先是该不该读?这个问题当然是在中国近代以后才出现的,时代变化了,以往时代的经典在现时代还有价值吗?还应该读吗?在我看来,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文化之“变”与“常”的关系。文化之“变”就是文化的时代性、阶段性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文化要有所“损益”变革,从而有综合创新,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文化之“常”就是文化的连续性、继承性。时代虽然不同了,但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并不是断绝的,而仍然是有连续性的,我们要继承中国文化历代相“因”的“常道”,承认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在现时代仍然有其价值,这也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前提。中国古代的“经史子集”,“经”是子、史之源,集是子之流衍,“经”处于传统文化的根源和统率地位。“经者常也”,在经书中有中国文化、儒家思想的“常道”。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、儒家思想的“常道”,那就应该读经。

  其次是应该如何读经,这也是当前关于读经讨论的重点问题。冯友兰先生在其所著《中国哲学史》中曾把中国哲学分为“子学时代”和“经学时代”,“子学时代”是先秦诸子各自立说,“经学时代”则是汉武帝以后至晚清,大部分著书立说者必须“依傍”经书,对经书作出训诂解释之后才能据经而立说。经学时代的思维方式是“经禀圣裁”,“经者非他,即天下之公理”,所立说者只是“诂经之说而已”。那么,现时代的读经是否要返回到以前的“经学思维方式”呢?我认为,时代不同了,我们对经书也要有一种新的认识。其实,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之后,中国学界就已经有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,此即“哲学”的思维方式。如王国维所说:“余谓不研究哲学则已,苟有研究之者,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。”“今日之时代,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,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。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,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,虽罢斥百家,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。”“圣贤所以别真伪也,真伪非由圣贤出也;所以明是非也,是非非由圣贤立也。”有了这样的思维方式,我们一方面对经书持尊重的态度,另一方面也要有所分析,有所参稽比较。经书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“常道”,但是经书中并不全是“常道”;经书中有“真理”,但是并非“句句是真理”。比如《礼记·内则》说:“女子出门,必拥蔽其面。”“道路:男子由右,女子由左。”如果经书全是绝对真理,那么中国的女性出门就和当今的伊斯兰教妇女差不多,甚至还要更严格。

  关于如何读经,我认为还有以下几点:

  其一,青少年读经要与现代学科教育相结合,我反对那种完全封闭式的“全日制读经”。元代以后的科举只立“德行明经”一科,又以八股文取士,这是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不同的是,宋代的大教育家胡瑗曾有“苏湖之法”或“明体达用之学”,其设教有“经义斋”和“治事斋”,经义斋是“明体”,治事斋则是“达用”的分科教育,“一人各治一事,又兼摄一事,如治民以安其生,讲武以御其寇,堰水以利田,算历以明数”,以求“举而措之天下,能润泽斯民,归于皇极者”(“皇者大也,极者中也”)。朱熹晚年在《学校贡举私议》中也有类似的思想。晚清的学制改革,废科举,兴学校,将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纳入学制之中,当时亦把胡瑗的“苏湖之法”和朱子的《学校贡举私议》作为根据,这种改革实也符合中国传统教育发展的逻辑。因此,今日之儿童读经,应与现代学科教育相结合。如果采取完全封闭式的“全日制读经”,则不仅误人而且误国。

  其二,青少年读经要与家庭教育相结合,我反对那种在偏远山林中“出家”式的寄宿制儿童读经。儒家传统以孝悌为仁之本,由亲亲而仁民,由仁民而爱物,家庭教育实为个人修身成长的本源。又如钱穆先生所说,“中国人的家庭,实即中国人的教堂”。今日之儿童读经,应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。如果采取那种在偏远山林中“出家”式的寄宿制儿童读经,则背离儒家传统的重视家教,势必使亲情疏远,对人情世故产生隔膜,不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学识、学养的正常发展。

  其三,今日之读经要借鉴传统的读经方法,而不应是那种强制性、机械式的所谓“包本背诵读经法”。在儒家经典中,尊师重教莫过于《礼记·学记》,而《学记》也十分重视教学方法。如其特别重视“教学相长”,也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,相互激励,互有长进。“学然后知不足……知不足,然后能自反也”,这是对学生的要求;“教然后知困……知困,然后能自强也”,这是对教师的要求。“自反”和“自强”都必须在师生之间良性的教学互动中才能实现,而不是只一句“小朋友,跟我读”所能实现的。《学记》还很重视学习的循序渐进,“学不躐等”,如说:“一年视离经辨志,三年视敬业乐群,五年视博习亲师,七年视论学取友,谓之小成。九年知类通达,强立而不返,谓之大成。”朱熹说:“这几句都是上两字说学,下两字说所得处。如离经(断句)便是学,辨志是所得处。他仿此。”可见,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主张学行一致,知行合一,把学识的不断进步与德行境界的逐步提升密切结合起来。能够“敬业乐群”“博习亲师”“论学取友”“知类通达”等等,不是只靠“包本背诵”所能达到的。在“大成阶段”,能够“强立而不返”,即能够坚持原则,有独立的见解,有道德的操守,不随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,这尤其可贵。《学记》还说:“大学之教也,时教必有正业,退息必有居学。……不兴其艺,不能乐学。故君子之于学也,藏焉修焉,息焉游焉。”这是说在课内和课余都有适当的安排,传统的教学内容也丰富多彩,情趣盎然,并不是枯燥无味,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。《学记》又指出,学生有不同的心理素质,教师要“知其心,然后能救其失”,这就是主张要“因材施教”。《学记》说:“善歌者使人继其声,善教者使人继其志。”“故君子之教喻也,道(导)而弗牵,强而弗抑,开而弗达”,教学的语言要“约而达,微而臧,罕譬而喻”,这就是主张启发式教学,如孔子所说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”。

  注:本文摘自《中华读书报》,作者:李存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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